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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周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一、城市空间吸引与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

　　比照人口结构和住房价格的空间分布，可以观察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空间的分布关系。如巴黎城区居住人群分布情况，法国和欧洲人为主的蓝色区域主要集中在巴黎市中心，房价也最高；对比来看，这里更是巴黎市区百年建筑与街区的集中地区。而黄色、绿色的亚洲人集中区域、咖啡色的非洲人集中区域的房价则随与市中心距离渐远而逐渐降低。东京23区的美国人群集中区域主要在市中心和港区，是东京住宅和商业价格最高的地区，也是东京市区历史街区保持百分比较高地区。上海近年来外国居民日益增多，除了近郊的闵行和浦东，中心城区长宁、徐汇、黄浦、静安的外国人居住比例较高，也同样是上海房价最高的区域，这里更是集中了上海最为重要的历史街区。一个城市长期积淀，不仅包括了物质文明，也包括了大量的社会文明，城市的历史积淀与城市吸引力、城市空间价值，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性。

　　二、社会资本与宜居生活

　　如何解释上面的现象？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健康、安全、教育、经济福利、职业发展、政治参与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有助于社会的融合。

　　2014年同济规划和同济社会学联合课题组做了上海13个居民小区的问卷调查。包括年代最早的虹口港混合社区、徐汇、黄浦的租界社区、解放后的鞍山工人新村社区以及新建商品房同济绿园社区和宝山顾村动迁房社区等。13个居民小区包括了新建商品房、公房、新式里弄、老式里弄、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6种类型。这些社区建设年代跨度大，空间尺度差异也很大。

　　通过1000多份问卷调查，从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进行了社会资本测评。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社会资本来看，老式里弄最高，其次是新式里弄，最低是动迁安置房。从互惠性来看，差异最大，老式里弄、新式里弄排前二位，居住30年以上的居民之间的互惠性显著高于5年以下居民。从信任度来看，老式里弄邻里关系和睦程度最高，动迁安置房指标最低。我们发现较高的居住密度并非完全负面，对邻里自发交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社会网络来看，老式里弄和新式里弄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单个的老旧小区缺乏独立的管理组织机构，居民的交往范围往往超出所居住的里弄本身。

　　总体而言，年代较久远遗产社区的社会资本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同时1500人以下的小规模社区认同度较高，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

　　三、社会空间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取向是空间利益更多地向资本和权力倾斜。大型（安置和保障）住区的超大街坊、同质社区的大规模集聚，使得社会资本难以积累，对社会空间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强政府和大资本在城市空间上的表征，凸显了当下中国城市社会分化和社会空间领域面临的社会公正问题和空间品质的挑战。

　　1、城市空间的社会性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具有物理形态的感知空间、概念化的构想空间、和象征性的生活空间。这些空间在现实生活情境中能动地建构关系，它既可以是环境性的空间，也可以是关系性的空间。从关系性角度来看，城市改造更新不论大小，都是一种城市空间的重构过程。“小街坊-密路网”的“开放街区”其实是一种从效率空间转变为社会空间的规划价值观转向。开放街区促进了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又促进空间产生新的意义，有助于城市空间积累更多的社会意义。从这一点而言，城市空间的共享特征是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属性。强调社会空间的互动和建构，有益于在各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在城市空间上的融合，从而一定程度上拉平因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的客观现状。上海历史城区中的许多街道空间正是具备了这些好的空间品质，才备受大家的喜爱。

　　2、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城市的规划建设，其实是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重新布局，空间受益和非受益方关系全然改变。很多城市空间维护成本高，难以接近，甚至对某些群体完全区隔。如果城市公共空间的共享有问题，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公平性不足，那就不能说这个城市空间是有品质的。规划作为政策工具，要深入考虑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这也是城市空间生活品质的基本问题。

　　上述提到的三个方面是关于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研究的一些视角，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关联性但又不仅限于这些。我们需要认识到，城市品质是与城市居民群体和个体生活体验和获得感相关的领域，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时间性。在此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对城市空间品质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

　　（文章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