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英美城市规划教育演变与启示
谭文勇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
英美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轨迹
总的来说，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专业经历了从单一性向多样化的发展过程，学科领域不断拓展，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时间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教学内容充实进来。1920年代，由于小汽车进入家庭，英美两国城市均进入郊区化的快速扩张阶段，城市增长控制与土地利用规划成为规划的重要任务。因此城市规划教育从最先单纯的市政设计转变为市政设计与土地利用规划并重；二战后（英国是在1980年代）大规模的战后建设和城市更新运动中，人们发现城市规划面对的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于是以空间形态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教育受到挑战，社会研究、政策与管理成为规划教育的新方向；1960年代中期（英国是在1980年代），随着社会运动的兴起、公平意识的提高、环境问题的出现，城市规划教育向社会批判、生态可持续、综合理性规划、沟通行动等方向拓展；1980年代（英国是在21世纪后），兴起了城市规划教育回归本体的运动。总体来看，虽然美英两国城市规划专业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起止时间有所不同，但大体的演进轨迹和动向是一致的，都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市政设计—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研究与政策管理—社会批判、生态可持续与沟通行动—回归规划本体。
虽然英美两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动向基本相同，但发展步调并不一致。1980年代之前，英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一直未能真正突破空间形态设计范畴，向空间性回归的进程也比美国晚了近20年。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皇家城镇规划协会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具体的教学课程上，百年来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内容有增有减，增加的课程主要有：1920年代增加了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1940年代（英国在1980年代）增加了社会研究、区域规划和政策、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1960年代（英国在1980年代）传统基于物质形态的市政设计类课程被削弱，社会研究、社会批判等相关课程成为城市规划教学的重要内容；1970年代，生态可持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规划教育的课题；1990年代，规划伦理、沟通与协作成为规划教育的新课题。缩减的课程主要是土地利用规划，虽然说土地利用规划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美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内容，但1990年代后在北美高校中有所缩减，据米勒和韦斯特隆德统计，199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只有65%的规划院校将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专业课。工作坊作为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手段，随着城市规划教育的转型与回归，其课程量发生了显著的起伏变化：1950年代，连续性的工作坊是城市规划教育的中心，其他课程都是围绕它而设置；1970年代，美国多数规划高校的工作坊课程萎缩；到1980年代，工作坊课程继续萎缩，甚至在一些学校的城市规划课程中消失；规划回归本体运动后，工作坊的课程也开始回归，1996年弗里德曼统计了北美20个规划院校的核心课程，有13个院校设置了工作坊课程；目前，工作坊已经是美国大部分规划学校的主要课程。1970年代，理性规划模型受到挑战，代之以“行动规划模型”，随后，理性规划模型的相关教学内容被沟通、交流与辩论所取代。1980年代后，此前的社会研究课程有所弱化，主要设置在博士研究生层面。
如果说百年来英美两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有所谓的范式转移，应该是从设计到研究再回到空间性的轮回转变。二战后的美国，基于物质形态设计的城市规划教育受到初步挑战，许多学者极力主张城市规划专业应向宽领域、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因传统理念的强大惯性作用，主流的专业教学走的是一条介于形体规划和政治、经济、管理之间的“中间路线”。真正的大转变发生在1960年代后（英国在1980年代后），由于学科边界不断向外扩张，传统的基于物质空间形态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模式受到挑战，为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城市规划专业变成了以研究为导向的学科。1980年代（英国是在21世纪后），基于城市规划专业过渡扩张后引起的学科空心化、学科边界模糊化的问题，又兴起了城市规划教育回归空间本体的运动。
对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启示
（1）明晰学科拓展和规划本体的关系
纵观百年来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历程，都经历了起步—发展—空心化—本体回归的阶段。该过程给我们传递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城市规划教育需要从单一的空间形态设计向宽领域、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围绕空间性来展开。众所周知，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脱胎于建筑学，空间形态设计是这类学校长期以来的教学核心。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针对城市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城市规划教育不能囿于空间形态设计的自治领域，而需要借用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来拓展专业视野，增强专业技巧。另一方面，我国在10多年前也曾有过关于城市规划学科空心化、学科边界模糊化和本体回归的讨论。虽然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是否已经步入学科空心化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英美两国城市规划学科与教育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空间性是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在强化学科领域的宽泛性，增加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等相关学科知识点的同时，始终要围绕学科的核心——空间性来建设，避免重走英美曾经走过的弯路。
（2）平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关系
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教育都遇到过平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难题。1980年代，英国的城市规划教学员工从设计实践型转向了理论研究型。与1960年代后大洋彼岸美国“发表或死亡”的学界游戏规则类似，英国于1986年推行了“研究评估行动”，每六年一次的研究评估迫使教员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基金资助研究、论文书籍出版和博士学位获取上。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也体现在皇家城镇规划协会的教学指引上。1991年的教学指引中新加了“规划学校效率质量”的核心内容，评估的指标包括诸如出版物、研究收入、研究排位等。提高教员的理论研究水平本无可厚非，但教员群体的主要精力都偏向理论研究，忽视设计实践的积累，这显然与城市规划专业的实践应用性学科属性相悖。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进程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当下的职称评定、学科排位都以论文、基金、出版物为评价标准，一刀切的方式使一些专长于设计实践的教员难以适应。此外，这个指挥棒还影响了城市规划教学的人才引进工作，一些具有城市规划博士学位、学术小有成就的年轻教员缺乏设计背景，难以适应日常的规划设计教学活动。当前的中国城市依然处在较快的城市化过程中，社会需要大量的城市规划实践性人才，因此，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需要在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中找到平衡点。
（3）发挥教育评估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英美两国均有城市规划专业的评估认证机构，如英国的皇家城镇规划协会，美国的注册规划师协会下的规划认证委员会（Planning Accredited Board）。评估机构对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也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展开对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的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从英美两国城市规划教育发展演变的经验来看，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使各高校充分发挥其自主性，依据自身的条件，培育出特色鲜明的专业方向。
（文章来源：《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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