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雄安新区要有敢为天下先精神
赵燕菁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对于京津冀空间战略而言，设立雄安新区意义非凡。不同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前京津冀各主要城市都是背向发展。北京奥运选在北中轴，天津滨海选在塘沽，河北则一直任由淘汰产业，在北京周边无序漫溢。反观世界主要城市群，无不是相向发展，形成连绵的大都市带。雄安新区终于扭转了京津冀这种互不相望甚至与邻为壑的发展模式。鉴于京津冀是中国三大顶级城市群之首，雄安新区对国家空间战略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国家竞争，实际上就是各自顶级城市间的竞争。无论成败，雄安新区都会对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通州的目的是减少北京城市功能和首都功能之间的干扰。相当于在一个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单间，原来的客厅分出来接待客人。雄安的定位，应当是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来分流涌向北京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相当于北京的“分洪区”——在原来的房子外，新盖一栋房子。目的都是减少北京压力，但作用不同。
同十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北京自身的规模已经太大。这段时间北京蔓延式扩张，使得通州所剩空间不足以容纳与北京主城匹敌的规模。依靠通州建设改变北京城市结构已经为时已晚。如果要形成足够的反磁力，就必须有“雄安新区”这样尺度的空间。假如雄安能达到当初深圳的发展速度，30年后就足以在规模上匹敌北京。在这个意义上，通州是十年大计，效果是快；雄安是千年大计，效果是久。
我十几年前提出利用奥运会调整北京空间结构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么大，通州还有足够的空间，奥运会项目本身也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反磁力”中心。如果当初通州行政中心、大兴航空中心等功能能从北京不断分解出来，北京的空间结构就可能演化成一系列专门化的多中心结构。就好像一个房子以不断建设新房间——专门化的客厅、厨房、厕所……——的方式扩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单中心结构——一个大房间里包纳吃喝拉撒各种功能，或许今天就不需要建设雄安新区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年的判断——奥运会以后，北京功能分解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依然是靠谱的。或许可以讲，正是北京失去那次机会，才为今天的雄安新区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至于城市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转变的关系。我当初提出的“拇指定理”依然有效。按照这个规则判断，北京至少20年前就已达到裂变式分解的拐点，但北京却迟迟不动。时至今日，只得靠建设雄安新区这样的大手笔来解决错误空间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
中国城市化空间扩张阶段（或者说城市化1.0阶段）接近尾声。一旦这个阶段错过，成本和风险都会迅速增加。即使采用同样的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城市化1.0已经走完的城市，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汉城和东京在高增长阶段犹豫不决，丧失迁都最好时机，就是前车之鉴。对手丧失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雄安新区抓住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的机会。
北京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公共服务好，同时更因为公共服务便宜。巨大的隐形补贴使得北京的吸引力无人能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通州和雄安不仅不能“救主”，自己都会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特别是雄安，犹如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如果不能吸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自己能否生存都会回是大问题。这方面曹妃甸、平潭都是前车之鉴。甚至成功如深圳，也只是截留了无法进入香港的经济要素。特别是在初期，从香港吸引到深圳的人口极为有限。没有港深边界，人口怕早就越过深圳涌入香港。港深之间的关系，是今天雄安新区所不具备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非首都功能”的机构迁到雄安。但我的判断，如果北京的公共服务落差没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抵消，即使机构出去，人才也不会出去。当年三线建设迁往内地的企业、大学有很多案例供我们学习借鉴。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被赋予很高的战略目的，但其效果却远不如坚持内线作战的粟裕。今天，大举建设雄安的风险，一点也不比当年小。
如果说，在城市化1.0阶段，是哪里有工作，人就向哪里集聚，是人口追逐就业；那么在2.0阶段，则是哪里吸引人才，机构就设在哪里，是就业追逐人口。这是今天的雄安和当年的深圳最大的不同。要想在短期内让雄安达到北京公共服务的水平，全国没有几个城市可以做得到，更不要说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好的战略，但能否成功还需要高超的政策执行。行政手段可以提供“第一推力”，但之后雄安能否如深圳那样进入自主运行，还需要有当年深圳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文章来源： 规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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